商用車作為支撐物流流通、工程建設與公共服務的核心裝備，其發展軌跡始終與政策導向深度綁定。當前，“雙碳”目標下的低碳轉型與“新基建”推動的智能升級形成政策合力，正重塑行業的技術路徑、市場結構與競爭邏輯。從碳積分管理的制度設計到自動駕駛的商業化破冰，政策紅利與轉型壓力交織，推動商用車行業進入結構性變革的關鍵期。

一、低碳轉型：從“被動合規”到“主動布局”的政策牽引

交通領域碳排放的治理重心已逐步向商用車傾斜。數據顯示，隨著乘用車電動化滲透率持續攀升，商用車在道路交通碳排放中的占比已升至七成，成為“雙碳”目標達成的關鍵變量。在此背景下，政策體系正從單一的排放標準管控，向“碳積分管理+技術中立引導”的復合型框架演進。

（一）政策邏輯：從“限值管理”到“全周期碳治理”

商用車積分政策歷經七年探索后，正明確向碳管理環節銜接，跳過傳統雙積分階段直接進入碳治理領域的系統研究。這一轉向背后是行業特性的深刻考量：商用車作為生產資料，車型種類繁雜、使用場景多元，單純采用乘用車“一刀切”的企業平均管理模式難以適配。新政策框架更強調“抓大放小”原則，重點聚焦城市物流、環衛和重型長途運輸等滲透率提升空間較大的領域，通過均值管理替代單一限值管控，兼顧減排效果與行業承受能力。

長期來看，政策設計正逐步納入全生命周期理念。中短期以控制新車能效水平為核心，聚焦使用階段的碳排放削減；遠期則將延伸至上游能源屬性與生產環節，甚至探索乘用車與商用車碳積分的跨領域交易可能性。這種梯度推進的策略，既回應了當前減排的迫切需求，也為行業技術升級預留了緩沖空間。

（二）行業影響：陣痛中的轉型加速

政策驅動下，商用車新能源化進程已取得標志性突破，2024年新能源滲透率首次超過20%。但滲透率背后的行業挑戰同樣突出：同期商用車總量下滑37%，企業盈利水平下滑63%，多數企業在新能源轉型中處于虧損狀態。這一矛盾源于商用車的生產資料屬性——用戶對購置成本、續航能力、補能效率的敏感度遠高于乘用車，而新能源商用車的全生命周期經濟性尚未完全凸顯。

政策正通過“供給側引導+需求側銜接”破解這一困局。供給側，技術中立原則為多元減排路徑打開空間，除純電動外，氫燃料電池、低碳燃料等技術路線均獲得政策認可，誰能實現有效降碳即可納入激勵體系；需求側，2027年后直接補貼政策將退出，轉而通過燃料電池示范城市群、換電推進城市等區域性政策精準發力。這種組合拳推動行業從“政策依賴型”轉型向“市場驅動型”轉型過渡，倒逼企業優化新能源產品的成本與性能配比。

二、智能升級：政策護航下的商業化落地加速

如果說低碳轉型是商用車行業的“必答題”，那么智能網聯則是決定未來競爭力的“加分題”。隨著“十四五”智能網聯汽車發展規劃深入實施，政策正從技術驗證階段向商業化運營階段精準發力，為自動駕駛商用車開辟落地通道。

（一）政策突破：從“測試許可”到“收費運營”

政策體系的完善為自動駕駛商業化掃清了關鍵障礙。國家層面，《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與示范應用管理規范》《關于開展智能網聯汽車準入和上路通行試點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相繼出臺，構建了從測試到準入的制度框架；地方層面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30多個城市已開展智能網聯商用車道路測試，累計測試里程突破1.2億公里。2024年六部門啟動的第二批“車路云一體化”應用試點，明確支持L4級自動駕駛商用車在限定區域開展收費運營，成為商業化落地的標志性節點。

標準體系建設同步推進。商用車自動駕駛分級標準、測試規范已基本成型，數據安全、網絡安全與責任認定等配套法規正在完善。這些政策與標準的銜接，為自動駕駛技術從“實驗室”走向“產業場”提供了明確的規則指引。

（二）場景落地：封閉場景率先實現盈利閉環

政策紅利在特定場景中已轉化為商業實效。港口、礦區等封閉場景憑借環境可控、作業標準化的優勢，成為L4級自動駕駛商用車商業化的“試驗田”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國主要港口累計部署自動駕駛集卡超過600臺，作業效率較人工提升15%—20%，人力成本下降30%以上，天津港、寧波舟山港等地已實現按箱計費的穩定運營模式，客戶復購率超90%。礦區場景同樣成效顯著，大型能源企業部署的L4級自動駕駛礦卡，單車年運行里程超8萬公里，故障率控制在0.5次/千公里以下，2024年市場規模已達52億元。

半封閉的干線物流場景正成為新的政策發力點。京滬、京廣等主要經濟走廊已開通自動駕駛重卡試點線路，通過“主車+編隊”或“人機共駕”模式實現運營成本降低12%、效率提升15%—20%的雙重效益。隨著5G-V2X基礎設施完善（截至 2024 年底全國部署路側單元超2.8萬個），干線物流自動駕駛的技術可靠性與經濟性正持續提升，預計2027年滲透率有望達到5%。

三、政策協同：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生態

低碳與智能兩大政策主線并非孤立推進，而是呈現相互賦能、協同發力的特征。這種協同效應既體現在技術層面，也貫穿于產業生態構建的全過程。

技術層面，新能源化與智能化天然存在協同空間。新能源商用車的電動化底盤更易于搭載自動駕駛系統的傳感器、控制器等硬件，而智能算法可通過優化能量管理進一步降低電耗或氫耗，形成“1+1>2”的效果。政策正通過“車路云一體化”試點等形式，推動這種技術融合——在新能源商用車上部署智能網聯終端，既滿足碳排放數據監測需求，又為自動駕駛提供實時數據支撐。

產業層面，政策引導形成了跨領域協同的生態格局。在低碳領域，能源企業、整車廠、零部件企業圍繞氫燃料、換電等技術路線構建合作聯盟；在智能領域，科技企業與傳統主機廠深度協同，推動“車 — 路 — 云”一體化架構落地，加速感知、決策、控制全棧技術的國產化與成本優化。資本市場的跟進更為這種生態構建注入動力，2024 年商用車自動駕駛領域融資總額達86億元，較上年增長35%，投資重點從算法研發轉向運營平臺搭建與車隊規模化部署。

四、挑戰與展望：政策如何精準發力

盡管政策成效顯著，但行業仍面臨諸多待解難題：低碳轉型中，全國性積分政策與區域性支持政策的銜接機制尚未健全；智能升級中，跨區域政策協同不足、高精地圖更新滯后等問題仍制約規模化落地；同時，新能源商用車的補能網絡、自動駕駛的責任認定與保險機制等配套體系仍需完善。

展望未來，政策需在三個維度持續發力：一是強化精準性，針對不同場景、不同車型制定差異化政策，如為重型氫燃料卡車提供專項補貼，為港口自動駕駛提供跨區域調度支持；二是提升協同性，建立低碳與智能政策的統籌協調機制，避免政策碎片化；三是增強前瞻性，提前布局電池回收、數據安全等新興領域的標準制定，為行業長期發展筑牢基礎。

從行業發展規律看，政策始終是商用車技術迭代與產業升級的關鍵催化劑。在低碳與智能的政策雙輪驅動下，商用車行業正逐步擺脫“高能耗、低效率”的傳統標簽，向“清潔化、智能化、高效化”的新形態轉型。這一轉型過程雖伴隨陣痛，但終將重塑行業價值鏈條，為中國商用車在全球競爭中占據戰略高地奠定基礎。